近段时间以来，随着“我国今年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元”的消息，有关“国富重要还是民富重要”的讨论热火朝天。

  针对这一讨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虽然从绝对数上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将达到世界第二，但从相对数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发展中国家也难以相比。

  （6月30日《中新网》）

  很显然，这样的观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目前至少存在这样两个悖论。

  悖论之一：只看收入占比，不看支出结构。按照贾康提供的数据，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比也仅有30%。相反，发达国家的比重则达到40%以上，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占比也达到35%。

  如果单从占比来看，好像的确不高。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提醒有关方面，一是除了规范性收入之外，不规范性的收费、赞助、摊派等，是否也应当列入到政府收入之中？二是财政资金的使用。很多财政收入占比很高的国家，财政收入绝大多数都是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但在我国，众所周知，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政府投入是长期不足的。如此，财政收入占比的可比性还有多强呢？相反，如果财政收入能够多数转化为公共福利，人们自然不会对此有什么想法。

  悖论之二：只谈地方负债，不谈地方负债是如何形成的。按照贾康的说法，由于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占相当比重，因此中国政府还谈不上富裕。这就怪了，如果财政赤字和地方负债是为了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许多财政赤字和地方负债的形成，却是错误政绩的积累。特别是地方负债，有多少是体现公共财政特点的？又有多少是官员为了政绩、为了形象，甚至是为了官帽造成的呢？如果把这样形成的财政赤字和地方负债，也与财政收入紧紧挂钩，使其“被民众化”、“被公共财政化”，那么，即使财政收入增长再快，也无法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欲”填满。

  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单纯地用数据进行比较和说明，而必须看数据背后隐藏的问题和矛盾。否则，就很难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搞不好，还会继续无限制地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任凭地方政府进行所谓的负债建设和负债发展。那么，无论是“藏富于民”还是“民富国强”，就都会成为一句空话。（谭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