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整体来说，基于生命至上的理念，不能说因为自杀是每个自杀者自己的特殊决定，就不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是必须把自杀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正视。

  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今年已达10起，其中有4起发生在5月6日至21日的半个月间。

  坠楼事件在一家公司接连出现，不断升高着人们的关注。震惊、困惑与解析，一时纷纷展开。公司在进行危机公关，“40万员工”的基数被特别强调，用以说明坠楼事件的发生率并不算高。而人们关注的则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坠楼者拥有“富士康员工”这一身份共性。

  其实，自杀问题在中国一直处在晦暗不明的状态，没有哪个机构在进行自杀方面的统计，所谓的自杀率其实不过是推测，而非可靠的统计报告。在过去，自杀率升高曾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病状。实际处理中，自杀则未成为任何一个部门关切的问题。一个自杀事件，总是按具体情况被作为“单位事故”、治安事件或者送医就治问题处理完毕。

  在《开放时代》这本学术杂志上，我曾读到一篇湖北江汉平原某县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一些地方农村老人的自杀不是“现象”而是“风气”，有病、子女不孝、子女在外无人照料或者贫困都可以成为自杀的原因，而且乡村社会包括老人自身都开始接受自杀是生命的一种正常归宿。

  在一些高校，也不时会发生学生坠楼事件。这些事件总是讳莫如深地加以处理的，生命的悲剧确实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但重视的方式不是事情得到公开、自然和理性的讨论，而是把事情作为“敏感”问题而岔开，并转变为一种“外松内紧”的异样气氛。

  上周，富士康员工“第8跳”尚未处理完结，“第9跳”即已发生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工厂体制的问题。对于工人来说，工厂就是社会，社会也就是工厂，他们被集中起来，居住在离流水线尽量近便的地方，为的是可以迅速到达生产现场，流水线与宿舍都是为提高生产率而设置，宿舍的必要性在于它能够恢复生产力。人被整合进这个体制之中，并且在这个体制中变成了生产率的工具。哪怕是开展一些娱乐活动，设立一些“出气室”，也改变不了工厂体制本质上的东西。

  这种工厂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体制并不相同。计划经济本身不以效率为追求目标，那种工厂是全包全揽，“工厂办社会”，是在构想一种“劳动者同时是所有者”的梦想。而现在，工厂体制则是纯粹效率化的。企业自然要追求效率，问题在于现在的工厂使流水线成为中心，而且使流水线成为工人的职业，也成为工人的生活。

  我想，每一个人在决定自行终结生命时，必然面临着一些具体的困扰，这意味着如果你要说自杀是特定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没有关系，总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然而，从社会整体来说，基于生命至上的理念，不能说因为自杀是每个自杀者自己的特殊决定，就不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是必须把自杀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正视。

  每一人群的自杀现象，似乎都可寻找到相应人群的一般原因，例如工厂人群、乡村人群、学生人群等等，面临的问题可能各有特殊性。然而，当我们在总体上分析自杀这种社会现象时，要寻找的应该是容易引发人们焦虑、困惑和抑郁的社会原因，不要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而对自杀现象“去问题”化、搁置化、敏感化、忌讳化乃至禁忌化。

  我们也要看到自杀与离婚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都随着社会现代化而趋于高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境况的普遍现实。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活从乡村转向城市，带来了城市和乡村的新的生活状态。城市带来的是汹涌人群中的心灵孤独，农村是老人与孩子留守的弃土。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作为一种现代信念确立，赋予了个人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也使人不再因家族和其他复杂社会关系而难以决断。现世幸福的意义在突显，这也意味着如果现世并不幸福那么生命的意义即被剥夺，这便是不幸者选择自杀的自我批准书。

  观察自杀现象，不必把问题归结到单一原因。自杀往往是社会环境、个人境遇、现实生活、精神困境等方面因素高度耦合的产物，解读的角度因此也是多种多样的，但首先至少需要把自杀作为一个问题看待，然后才可以如实地分析，哪些是个人的心理危机，哪些是个人的人生危机，哪些是人群的境遇危机，哪些是企业的管理危机，哪些是社会的体制危机，哪些是时代的精神危机，哪些是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